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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批判製圖學與空間霸權

地圖的權力與沉默、官方地圖如何抹除常民記憶、對抗性地圖案例分析

GO308 公民地理資訊（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第 2 週講義

批判製圖學與空間霸權

地圖的權力與沉默、官方地圖如何抹除常民記憶、對抗性地圖案例分析

授課教師：朱健銘　　地點：3402 地理電腦教室　　配合教育部 USR 轉型正義教育先導型計畫《數位製圖與空間對話》

壹、批判製圖學：地圖是文本，不是鏡子

第 1 週留下三句話：沒畫出來不代表不存在；誰擁有地理資訊，誰就擁有發聲的權力；地圖不是領土。本週要把「地圖不中立」這個直覺，變成可以操作的分析工具。批判製圖學（critical cartography）在 1980 年代末成形，核心主張只有一句：地圖不是世界的鏡子，而是一種文本——有作者、有修辭、有沉默，也有讀者被期待的位置。以下依序讀四位作者，再整理成三個操作與五個問題。

一、從鏡子到文本：Harley（1989）解構地圖

傳統製圖學把地圖當成世界的鏡子：越精確越好，錯誤只是技術問題，可以用更好的測量與更新的資料修正。Harley 在〈Deconstructing the map〉借用傅柯與德希達，把地圖重新定位為一種文本。地圖有修辭：比例尺的選擇、圖框的裁切、中心的擺放、字體的層級，都在說服讀者「世界就是這樣」。地圖也有沉默：留白、省略與標準化的類別，讓某些人與地方在圖上從未存在。

Harley 進一步指出，製圖的規則從來不只是技術規則，也是社會秩序的規則——誰在中心、誰在邊緣、誰被命名、誰被省略，這些「製圖慣例」與社會階序是同構的。他區分了地圖的兩種權力：外部的權力，指誰委託地圖、誰擁有地圖、地圖在哪些制度裡流通；內部的權力，指地圖本身的分類、投影與符號如何塑造我們看世界的方式。第二種權力更隱微，因為它讓地圖的觀點看起來像是世界本身的樣子。

二、地圖的沉默：Harley（1988）

比〈解構地圖〉早一年，Harley 在〈Silences and secrecy〉討論近代早期歐洲地圖上的「沉默」。他區分兩種沉默：

• 刻意的沉默（secrecy）：國家與軍事的保密。要塞、基地、管制區在地圖上留白或改畫；殖民地圖刻意不記原住民聚落與地名，以宣告土地「無主」而可以占有。
• 無意的沉默（epistemic silence）：製圖體系本身「看不見」的東西。標準化的類別與圖例容不下在地地名、口傳的邊界、非正式聚落與集體記憶；不是製圖者不想畫，而是他手上的系統沒有這個格子。

兩種沉默都不是「資料不足」，而是地圖這種知識體系的結構性產物。要看見沉默，得先問：這張圖的類別是誰定的？第 1 週看過的南投地形圖與布農族地名圖、1873 年奧托族首領與官員的對話，都是第二種沉默的例子。

三、每張地圖都必須「說謊」：Monmonier（1991）

Monmonier 的《How to Lie with Maps》用一個挑釁的說法點出製圖的本質：地圖不可能不說謊。把三維的地表壓到一張紙上，一定要做四件事——

• 選擇：畫什麼、不畫什麼。
• 概括：簡化形狀、合併類別、省略細節。
• 符號化：用什麼符號、顏色、大小代表誰。
• 投影：把球面攤平，一定有地方被放大或縮小。

所以問題從來不是「這張地圖有沒有說謊」，而是誰決定說哪一種謊、為了誰而說。Monmonier 的貢獻在於把批判製圖學的洞見翻譯成每個製圖者都能檢查的清單；你們往後做每一張圖，都會面對這四個決定。

四、地圖的力量：Wood（1992）

Wood 的《The Power of Maps》把 Harley 的分析推得更直白：地圖為利益服務，每一張地圖背後都有一個「為了什麼」。他特別強調圖例的地位——圖例不是說明，而是主張，它宣告哪些東西存在、屬於哪一類。地圖的力量來自「建構」世界而不是「複製」世界：當我們透過地圖理解世界，地圖就成了世界。用他的話說，地圖不是在再現世界，而是在提議一個世界。

五、批判製圖學的兩翼：Crampton & Krygier（2006）

Crampton 與 Krygier 在〈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cartography〉把這個領域整理成兩翼。第一翼是理論批判：拆解地圖的權力／知識關係，問誰生產、誰擁有、誰被沉默——Harley、Wood、Monmonier 都在這一翼。第二翼是新的製圖實踐：地圖藝術、開放與協作製圖、對抗性地圖、PPGIS、VGI——把製圖的筆從專家手中拿回來。他們的論點是，製圖學正在「去專業化」：地圖不再只由國家與學院生產，批判與實踐互相推動。

本課程站在第二翼。批判不是終點，而是重新製圖的理由：第 1 週的四種作用、本週的高雄案例、下週的 PPGIS，都在這一翼。

六、空間霸權的三個操作

把上述理論收斂成一個可以用在高雄的分析框架：威權體制與開發型國家透過三個操作形塑空間霸權，讓在地記憶在官方地圖上「被消失」。

1. 命名——戰後道路以「中正」「中山」「復興」覆蓋在地地名；地名是最便宜的統治工具，改一個名字就改寫一條街的記憶。
2. 劃界——港區範圍線、工業區、軍事管制區、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一條線決定誰可以留下、誰的房子不能改建、誰的土地變成國家的。
3. 抹除——拆除、遷村、留白，或者更安靜的：把一個社群的分類改成「違建」。讓某些人在圖上從未存在。

七、讀一張地圖的五個問題

往後每次看到一張官方地圖或規劃圖，先問這五個問題：

1. 誰畫的？受誰委託？
2. 畫給誰看？在哪裡流通？
3. 畫了什麼？更重要的是：沒畫什麼？
4. 用了什麼類別、符號與邊界？
5. 誰因此得利？誰因此消失？

貳、官方地圖如何抹除常民記憶：高雄的四個場域

本節以高雄四個場域，看命名、劃界、抹除三個操作怎麼實際運作。資料整理自《高雄轉型正義的場址與故事：田野踏查前的背景讀本》，各場址的細節與訪談窗口，第 6 週場域分析時會再展開。

一、紅毛港：一條線如何抹除一個村

紅毛港位於高雄港第二港口入口處，是一個有四百年歷史的漁村。它的消失，在地圖上只是三個步驟：

• 1967 年：二港口興建，紅毛港劃入臨海工業區並實施禁限建。
• 1979 年：行政院核定為港區範圍——地圖上多了一條線。
• 2007 年：歷經約四十年的遷村過程完成，20,931 位居民搬遷、遷村經費 329 億元，是臺灣史上規模最大的遷村案。原聚落成為洲際一期貨櫃碼頭用地。

劃界（港區範圍）、改分類（港區用地）、抹除（聚落圖層下架）——三個操作在這裡是接力的。禁建數十年造成居民不能改建房屋、生活與生計受限，這是「線先於拆」的空間暴力：房子還在，但在地圖上它已經是港區了。今日的紅毛港文化園區（3.42 公頃，2012 年開幕）以「意象策展」取代原貌重現，原聚落幾近全拆；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於 2023 年啟用。

二、拉瓦克部落：類別的暴力

1950 年代起，排灣、阿美、卑南等族人在前鎮運河旁的公有地落腳，族語「拉瓦克」意為「住在河邊」。官方地圖上從來沒有「部落」這個類別，只有「違建」——1990 年代被查報，2018 年市府強拆部分房屋。居民與台灣人權促進會提起行政訴訟，2022 年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市府敗訴；市府不上訴，經 33 次協商達成異地安置共識（鳳山中崙段自力造屋），2024 年 3 月最後一戶點交拆除，26 年爭議落幕。

拉瓦克說明的是第三個操作最安靜的形式：不需要留白，只要改一個圖例。一個社群在地圖上是「部落」還是「違建」，決定了它能不能被協商、能不能主張安置。這也是 Harley 所說的無意的沉默——都市計畫的分類系統裡沒有「都市原住民聚落」這個格子。

三、後勁：區位邏輯下的社區

後勁位於楠梓區半屏山腳下，緊鄰中油高雄煉油廠，社區信仰中心是鳳屏宮與聖雲宮。1987 年 6 月中油宣布興建五輕，8 月 5 日居民在鳳屏宮成立「反五輕自力救濟委員會」，圍廠三年多。1990 年 5 月 6 日舉辦臺灣在《公民投票法》確立前的首次公民投票：堅決反對 60.8%、同意協商 39.2%。同年郝柏村率鎮暴部隊護廠動工，政府承諾 25 年後遷廠；2015 年 11 月高雄煉油廠如期停爐關廠，廠區現為全國最大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整治中。

工業區地圖上只有「廠區」與「廠區外」，沒有「社區」——鳳屏宮、聖雲宮從來不在區位分析的圖層裡。這是劃界的操作：一條工業區邊界，把一群人的生活變成外部性。

四、威權地景：秘密的沉默與紀念的選擇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高雄空間，同時展示了兩種沉默與一種選擇：

• 原高雄要塞司令部：壽山軍事管制區，1947 年 3 月 6 日和平代表團上山談判、代表被捕與槍決的決策地。地圖上至今是空白——刻意的沉默。2017 年高史博邀請凃光明之子、彭清靠家屬與學者重返現場，是事件 70 年來首度公開談判地點。
• 原高雄市政府（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二二八處委會高雄分會所在，3 月 6 日軍隊自大門攻入，外牆至今殘留彈痕。1998 年開館為博物館、2004 年公告為市定古蹟，但要到 2024 年 3 月 6 日才設置不義遺址標示牌——紀念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時程。
• 原高雄車站：憲兵在屋頂架機槍，3 月 20 日在站前廣場公開處決；帝冠式站體因鐵路地下化，2002 年整體遷移保留為「高雄願景館」。建築搬了，地點的記憶跟著搬了嗎？這是踏查時要問的問題。
• 二二八和平公園與紀念碑：2006 年設置的地景式紀念碑刻載可考受難者 168 名；文獻另有死傷逾 200、枉死者逾 3,000 之說。地圖上的數字也是選擇——製圖時應並列來源，不要擇一。

五、誰的記憶被承認：四層屬性

對抗官方地圖的沉默，第一步不是「把所有東西都畫上去」，而是清楚標示每一個點的證據狀態。背景讀本採用四層屬性：

再加註證據等級（有遺構／已拆除／僅位置）與數據爭議。這正是對抗性地圖的核心：讓地圖呈現誰的記憶被官方承認、誰的還在爭取、誰的只剩故事。

六、消失場址的記憶地圖策略

紅毛港原聚落、拉瓦克、路竹的黃溫恭診所——現地已無遺構，「踏查」看不到東西。這類場址改採記憶地圖策略：以舊照片、地籍圖與歷史地圖疊圖、遷居者與家屬訪談，重建消失的空間，而不是現地踏查。第 4 週的歷史地圖套疊與第 6 週的場域空間脈絡分析，就是這個策略的技術與資料基礎。對抗抹除的第一步，是把被拿掉的圖層找回來。

參、對抗性地圖案例分析

一、分析框架：六個欄位

第 1 週介紹了《This Is Not an Atlas》的四種作用，本週用同一套框架逐一分析國內外案例。每個案例問六件事：

二、國內案例

新竹公道三道路：在地社區的表達 vs. 縣政府規劃思維

新竹公道三道路從規劃到施工經歷約 30 年，顯示不同規劃典範的變遷：從維護區域道路的整全性，到拆遷戶的財產權考量。市府提出的方案一需拆遷 78 棟房屋，以換來筆直的道路景觀與安全係數。受影響的居民從擔憂邁向思考與行動，組成自救會，透過集體討論並繪製道路規劃地圖，提出他們認為影響較小的方案二，建議優先以公有地為道路用地，並提供都市計畫書裡的附圖，指出市府的道路規劃與計畫書本身的矛盾。

用框架讀：誰畫——拆遷戶自己；給誰看——市府與議會；對抗——徵收意志對地方記憶與生存權的抹滅；媒介——集體繪製的替代方案圖，加上官方自己的附圖；坎坷——必須用官方的語言（都市計畫書）對抗官方。

臺北市三井倉庫：歷史記憶的刻痕 vs. 交通便利

三井倉庫案是文化資產原地保存與都市計畫的衝突。民間團體在市府的規劃圖上重畫路型，主張倉庫維持原址、保留與北門廣場的對稱關係，並提出交通分流、將該區改為徒步區的另類思維，而不是接受「建物遷移」。對抗的是「交通便利」這個看似中立的價值如何蓋過歷史記憶的刻痕——它顯示代議制度與專家決策仍需納入不同觀點。

邵族：深切低吟的抵抗性地圖

邵族在殖民開發與他者發展的過程中，長期受限於他者的繪圖觀點。日月潭的市地重劃直接造成聚落脈絡變化與傳統祭祀空間消失，官方體制與原住民土地管理政策則關係著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弔詭的是，土地流失之後，「邵族」的族群認同卻於焉形成。晚近以 GIS 表達自我觀點的部落地圖，成為「深切低吟的抵抗性地圖」；原民會於 2018 年公告邵族傳統領域範圍。

一位邵族婆婆參與繪製的過程牽引出她的地圖傳記（map biography）——這是 1960 年代北美原住民族保存與主張土地所有權時採用的方法。她透過 Google Earth 縮放比例，慢慢想起從小到大的地理記憶：她經歷的是土地流失的過程與許多的不解，疑惑小時候放牛的地方是部落共同所有的牧場，為何變成某政黨的財產？她一邊吟唱牧童放牛的古調，應該是輕鬆愉快，卻必須愁眉深鎖。在地的意見幾乎都是用低吟的方式被邊緣化；地圖其實是一段段悲傷與不義的地景。

哈瑪星新濱老街廓

2012 年市府公告拆除哈瑪星新濱街一帶的老屋改建停車場，文史工作者與居民抗爭成功，並成立「打狗文史再興會社」，持續以走讀導覽、出版與木工班保存記憶，是高雄對抗性地圖與社區記憶保存的重要民間基地，也是本課程預踏查時可以協作的單位之一。

美國警察暴力地圖

部落地圖的濫觴開啟了對抗性地圖在社會各層面的迴響。美國警察暴力地圖是典型案例：它對抗的是官方統計長期嚴重低報被警察奪走性命的人數，結合網路技術，讓被害者家屬與有志的群眾查報與更新資料，完整呈現統計數字與被害人分布，以地圖的力量推動司法改革。近年舉凡都市計畫、遷村、道路拓寬、保護區劃設，都可見到基層民眾利用地圖陳述意見、呈現證據。

三、國外案例

Hyderabad Urban Lab（印度）：城市的公眾稽核

Hyderabad Urban Lab 以批判製圖為核心方法，把公廁、公車路線等城市基礎資料建成開放地圖，並發起公眾稽核。地圖揭露了政策設計的荒謬結果，例如公廁外牆免費廣告造成的誘因扭曲。它對抗的是「城市資料只有政府有」；社區很快理解地圖的用處，也在擁有地圖的過程中取得對話的位置。

Anti-Eviction Mapping Project（舊金山灣區）：用資料對抗資料

Erin McElroy 等人記錄房地產投機與強制迫遷：把公開的法院與租賃資料畫成地圖，與口述歷史、舞蹈敘事、實體展場上的公眾標註結合，展覽結束前把牆上的地圖數位化，變成報告的一部分。它對抗的是「市場是中立的」這個敘事；地圖明確承認自己的再現權力，選擇站在被迫遷者這一邊。

CRAC Valparaíso（智利）：「我有邀請你住這裡嗎？」

2014 年 4 月，一場大火燒毀瓦爾帕萊索住有三千多人的山坡社區。災後數日，CRAC 與阿根廷的 Iconoclasistas 合作，在山坡上一個自組織的社區文化空間辦了三天的集體製圖工作坊，來自社會、政治、文化各領域的參與者與學生畫出四張城市地圖。地區的主要問題慢慢浮現：縉紳化與私有化 vs. 反文化與自我管理的組織；政府為了推銷「發展」與「創新」而建構的論述「虛構」；以及因商品化與私有化，市民與海洋的連結幾乎完全喪失。地圖的標題是市長對一位災民的回答——它濃縮了智利四十年的住宅政策。

Acre 與 PNCSA（巴西）：自己畫自己的領域

巴西 Acre 州的 Comissão Pró-Índio do Acre 自 1990 年代起辦理民族製圖工作坊，由原住民自行繪製心智地圖與地理參照地圖；地圖歷來是被用來對付他們的工具，如今成為他們規劃與管理土地的工具，並進入國家的原住民土地管理政策。亞馬遜新社會製圖計畫（PNCSA）則讓以族群認同自我界定的社群——原住民、逃奴後裔、採集者——自己標記領域與動員的力量，地圖與小冊在許多情況下發揮了「壓力裝置」的作用，暴露官方決定的薄弱之處。

HarassMap（埃及）與 GeoComunes（墨西哥）

HarassMap 以網路與行動科技克服通報障礙，讓性騷擾的經歷者或目擊者匿名回報，資料開放給所有人使用；它對抗的是通報體系本身的沉默。GeoComunes 以三階段方法——資料蒐集、工作坊與踏查、將工作坊中建構的知識系統化並發布於線上地理入口——捍衛公共財，讓任何人都能檢視資本與人民對水、土地等公共財的爭奪。

加拿大：寄宿學校土地記憶地圖集

為回應「印地安寄宿學校」同化政策造成的跨世代創傷，加拿大建置了「寄宿學校土地記憶地圖集」（Residential Schools Land Memory Atlas）。它不只重新標定寄宿學校的位置，更結合原住民觀點、藝術創作與個人敘事，將被壓迫的空間記憶重新顯影，作為促進社會和解的轉型正義工具（Pyne & Taylor, 2015, 2020）。這是本計畫「空間修復」概念的直接原型：對抗性地圖可以是轉型正義的工具，而不只是抗爭的工具。

四、案例對照

肆、從描圖到製圖：我們從未製圖過

一、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

拉圖爾（Bruno Latour）認為我們所處的社會其實從未現代過。現代化的特點之一是把社會與自然區分開來：現代人可以基於科學準則批判過去「非理性」的信仰，而這種區分意味著科學與政治的明確分界——科學處理純粹的自然，政治面對純粹的社會。這與功能學派所說的專業分工體系密切相關：不同的問題被放進不同的專業領域分析。但問題在於，社會被視為大集體而置於主觀的位置，自然被放在客觀的一面，於是出現雙重的二分。

事實是，社會和自然一直糾纏在一起。大氣污染、森林破壞從來不是純粹的自然問題，最終都被引向政策制訂與人類生存權益；科學問題與社會問題雜糅在一起，界限並不存在。既然主客二分的根基不存在，解決方案就在於從中間地帶思考：不脫離社會因素考慮自然與科學，同時也認識到科學正是基於一個複雜且多樣的人類社會才得以進行。

套用到地圖：我們從未「純技術」地製圖過。每一張地圖都在自然與社會的中間地帶——這正是本週從 Harley 一路讀下來的結論，也是章名「我們從未製圖過」的意思。

二、德勒茲：製圖，不是描圖

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對地圖描繪這樣的工作，期待的是真正的「製圖」而不是「描圖」：在畫地圖時，製圖者在表面工作，將原本不同的現象重新連接，並將客體的外在與可能的力量或方向連接，如此地圖就超越個體或集體的經驗，而構成自然的實在。

描圖只是透過繪圖者的意志，線性地將所需的訊息呈現為「地圖」，再現的其實是製圖者的意志——如開發者眼中的礦場、農業、資源或交通便利的路線；這樣的再現是片面的。每個在地人心中的地方地圖則像地下莖植物：地瓜在地下橫向連接，每一個新的分株既是頭也是尾，難以分辨誰先誰後。新竹公道三對抗的是徵收意志可能抹滅的地方記憶與生存權利；三井倉庫堅持的是歷史記憶的刻痕不容由交通便利的價值取代；邵族的例子則顯示在地的意見幾乎都是用低吟的方式被邊緣化——三個案例的實踐精神，都是德勒茲所說的製圖。

三、中間人的位置

地圖繪製的中間人——研究者、引導員——站在製圖者與在地人之間。邵族婆婆吟唱牧童放牛的古調，卻必須愁眉深鎖；中間人發覺，製圖者將原本不同的現象重新連接、將客體的外在與可能的力量連接，讓地圖超越個體或集體的經驗而構成自然的實在，才是關注「地理」的人應努力的方向。有人說真正的地圖是 1:1 的；這個理想透過參與式地圖與資訊科技的幫助漸漸實踐，讓對抗性地圖的坎坷可以緩解許多。下週進入參與的程序：PPGIS 與 VGI 的理論與實踐模式、參與階梯，以及參與的倫理。

參考文獻

• Crampton, J. W., & Krygier, J.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cartography. ACME: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4(1), 11–33.
•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arley, J. B. (1988). Silences and secrecy: The hidden agenda of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mago Mundi, 40, 57–76.
• Harley, J. B. (1989). Deconstructing the map. Cartographica, 26(2), 1–20.
• kollektiv orangotango+ (Ed.). (2018). This is not an atlas: A global collection of counter-cartographies.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https://notanatlas.org
• Latour, B.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onmonier, M. (1991). How to lie with map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luso, N. L. (1995). Whose woods are these? Counter-mapping forest territories in Kalimantan, Indonesia. Antipode, 27(4), 383–406.
• Pyne, S., & Taylor, D. R. F. (2015, 2020). Residential Schools Land Memory Atlas（引自本計畫修正計畫書；完整書目待補）。
• Wood, D. (1992).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公民地理資訊》第一章〈公民地理資訊〉、第三章〈對抗性地圖：我們從未製圖過——坎坷的對抗性製圖〉。
• 《高雄轉型正義的場址與故事：田野踏查前的背景讀本》（v2）。本計畫內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