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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誰在畫地圖？

課程導論：從公民地理資訊到對抗性地圖

壹、地圖從來不是中立的：地理資訊生產權的剝奪與再取得

先看兩張同一區域的地圖：一張是官方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另一張是在地社群自己標註的地名圖。以南投山區為例——官方地形圖上幾乎空白的山林，在部落族人的地圖上密布著生態、地形、狩獵、耕作與傳說的地名。地圖上的內容是被選擇與過濾的結果：沒畫出來，不代表不存在，只是畫地圖的人沒有告訴你。這句話會貫穿整個學期。

「公民地理資訊」是地理資訊科學界自上世紀末以來，對社會實踐最重要的回應之一。要理解它為什麼出現，最快的方法是把「誰能生產地理資訊」這件事放回歷史裡看：人類原本人人都能畫地圖，這個能力後來被國家與專業壟斷，數位化又把門檻推得更高，直到近三十年公民才透過網路、定位工具與參與式方法，把生產權一點一點拿回來。

一、人人都會畫地圖

圖像表達（graphicacy）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溝通能力。2014 年在印尼蘇拉威西島發現的洞穴壁畫，年代可追溯至四萬四千年前，清楚畫出水牛與野豬；西元前 2500 年左右的巴比倫地圖以鳥瞰角度、同心圓構圖呈現城鎮與河流。這些製圖者與我們沒有本質差別——他們有能力、有工具，把自己想表達的空間知識畫出來，並藉此累積與傳播。換句話說，「畫地圖」原本不是專業，而是本能。

二、國家與專業拿走了筆

現代國家的形成，伴隨著測量、地籍與軍事製圖的專業化。地圖成為治理的工具：命名、劃界、登錄、課稅、徵兵、規劃。批判製圖學者 Harley（1989）的名言點出了這層關係——權力來自於地圖，並迴盪在整個地圖生產的過程；登錄世界，是為了占有世界。Wood（1992）進一步指出，地圖真正的力量不在「複製」世界，而在「建構」世界：當我們依賴地圖理解世界，地圖與真實就被合而為一了。

Rundstrom（1995）轉述了一個 1873 年的故事。兩位奧托族（Otoe）首領 Stand By 與 Medicine Horse 到華盛頓參加保留地會議，官員堅持一切以書面文件為準：「把事情寫在紙上，會比只記在你的腦袋裡保存得更久。」首領抗議自己不是白人的小孩，是大人，而且簽署協議時完全不知道會有這樣的後果。官員回答：除了這張你簽過名的文件，我不知道當時發生過什麼事。Medicine Horse 最後說：「請看著我，不要只是看著桌子。」官員說：「我正在忙著寫東西。」

這段對話說明了一件事：當一種文件證據的知識體系取得壟斷地位，口傳的、在地的、身體的空間知識就在制度上「不存在」了。原住民族後來以部落地圖爭取傳統領域，並不是放棄自己的文化，而是不得不用「他者」的邏輯，把自己的知識翻譯成對方承認的形式——這正是對抗性地圖最初的樣貌。

把場景拉回高雄：日治時期作為南進基地、戰後作為重工業與軍事重鎮，高雄的城市地景就是一連串國家機器對常民空間的規劃、命名、劃界與抹除。紅毛港聚落在港區擴建的藍圖上被整體遷移，後勁在石化產業的區位邏輯下成為環境犧牲區，而威權象徵地景的佈建，往往覆蓋在原生聚落之上。這些過程，每一步都有地圖。

三、數位化讓門檻更高

數位化浪潮之後，地圖不再是記錄地理資訊的主角，取而代之的是技術門檻更高的數值資料庫。內政部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整合了大比例尺地形圖、都市計畫圖、使用分區、環境敏感區、災害潛勢、正射與衛星影像——每一項都是耗費大量時間、金錢與專業儀器建置的。政府與規劃者據此進行分析，再以「科學理性」的結果說服民眾政策的合理性；一般民眾既無法提供可資辯證的地理資訊，也缺乏技術分析能力，只能臣服於這套由上而下的邏輯。

四、再取得：公民地理資訊的五個主題

民眾被抽離地理資訊生產軌跡的過程，並不是一條永不下降的直線。近三十年來，一種由下而上的地理資訊生產機制開始活躍，統稱為公民地理資訊。它包含五個彼此關聯的研究主題，也構成本課程的主要內容：

這五個主題有一個共同的理念：讓一般民眾重新取回地理資訊的生產權，並探討這種由下而上的地理資訊如何改變社會的運作。本課程會把重心放在前兩個主題——PPGIS 提供參與的程序，對抗性地圖提供批判的視角——並用後三個主題提供的工具，完成從田野到雲端圖集的實作。

貳、對抗性地圖：概念、譯名與臺灣經驗

一、Peluso 與「誰的森林」

「對抗性地圖」一詞由美國人類學家 Nancy Lee Peluso 在 1995 年的文章〈Whose woods are these? Counter-mapping forest territories in Kalimantan〉正式提出。她描述印尼加里曼丹達雅族（Dayak）原住民為了爭取雨林傳統領域，以繪製地圖作為土地詮釋的手段，用地圖產生的意義宣示對土地的權力。她觀察到：製圖技術的進步讓國家與在地製圖者進入了競爭的領域，地圖變成了資源劃分、也是為資源使用者打開政治空間的工具；在地組織於是開始用製圖來反制或平反過去被國家獨占的資源。

Peluso 特別強調一點：官方地圖上「沒有顯示的」比「有顯示的」更重要。新的地圖挑戰了所謂的標準，把過去被抹除的聚落、村莊與人的元素重新植入；發生土地糾紛時，它甚至可以成為司法參考。

二、譯名裡的意義：反主流、抵抗、在地翻轉、坎坷

counter-mapping 又稱 alternative mapping，中文有幾種譯法，每一種都抓住了概念的一個面向：

• 反主流地圖：強調它與官方、主流地圖的對立關係。
• 抵抗地圖：強調製圖作為抵抗行動的一環。
• 在地翻轉地圖：取 alter-native 的雙關——另一種選擇，也是本土的、原生的觀點。
• 坎坷地圖：有學者以諧音對譯 counter，凸顯國內外在地製圖的對抗過程幾乎都充滿艱辛——那是一個從無權到賦權、從無聲到發聲、從忽視到看見的過程。

本課程統一使用「對抗性地圖」作為術語，但請記住「坎坷」這個提醒：你們走進場域時，碰到的不會是乾淨的資料，而是仍在進行中的、有情緒與利害的記憶爭奪。

三、對抗什麼？用什麼對抗？

把概念拆開來看，對抗性地圖至少在三個層次上「對抗」：

1. 對抗官方地圖的沉默與抹除——把被消失的聚落、地名、事件與人重新放回地圖上。這是本計畫最直接的任務：在紅毛港、後勁與威權象徵地景上，標記被官方地圖遺漏或邊緣化的受壓迫軌跡。
2. 對抗由上而下的空間規劃——在道路開闢、遷村、保護區劃設等決策中，提出在地觀點的替代方案。
3. 對抗單一的歷史敘事——讓同一個地點承載多種空間敘事，而不是只有國家正史的那一種。這是轉型正義中「文化、記憶與知識」面向的核心。

至於「用什麼對抗」，答案是妥協的：原住民族以部落地圖索回土地，是接受了文件證據的知識體系，用「他者」的邏輯來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對抗性地圖不只是產出一張圖，更是一段集體的過程——如何在地圖中正確、完整地再現在地知識，同時不被地圖的邏輯反過來馴化，是每一個對抗製圖計畫都要面對的難題。

四、臺灣的三個案例

• 新竹市公道三道路：市府方案需拆遷 78 棟房屋，居民組成自救會，集體討論並繪製道路規劃地圖，提出以公有地優先的方案二，並引用都市計畫書附圖指出規劃的矛盾。這是「在地社區的表達 vs. 政府規劃思維」的典型。
• 臺北市三井倉庫遺址遷移：文化資產的原地保存與都市計畫的衝突，市民以參與式地圖表達異議，顯示代議制度與專家決策仍需納入不同觀點。
• 邵族部落地圖與地圖傳記：邵族在殖民開發與他者發展的過程中，長期受限於他者的繪圖觀點；晚近以 GIS 表達自我觀點的部落地圖，成為「深切低吟的抵抗性地圖」。一位邵族婆婆參與繪製的過程，牽引出她的個人傳記——以 Google Earth 記錄點線面、口傳故事與典故，作為界定傳統領域的證據。這種「地圖傳記（map biography）」方法，正是本計畫「空間故事踏查紀錄」的原型。

參、《This Is Not an Atlas》：全球對抗性製圖的四種作用

《This Is Not an Atlas: A Global Collection of Counter-Cartographies》由德國的 kollektiv orangotango+ 於 2018 年編輯出版（transcript Verlag，開放取用，線上版見 notanatlas.org），收錄了全球四十多個對抗性製圖計畫。它的書名就是宣言：這不是一本地圖集，因為地圖集預設了一種完整、權威、由上而下的世界觀；這本書收錄的地圖恰恰相反，每一張都是局部的、有立場的、由下而上的，而且是「過程」而非「成品」。

本課程從書中選讀四個章節，每一章對應對抗性製圖的一種社會作用。其中烏拉圭與厄瓜多兩個案例和本計畫的關係最直接，本週詳細講；其餘案例只做提要，第 2 週再回頭討論。

一、串連網絡（Counter-Cartographies Tie Networks）

地圖可以把分散各地、彼此不認識的抗爭者連起來，讓孤立的個案變成可辨識的模式。

• Iconoclasistas（阿根廷）：大豆農企業與大型採礦的「X 光」地圖。由 Julia Risler 與 Pablo Ares 組成的雙人團體，2008–2010 年走遍阿根廷各省辦理集體製圖工作坊，與農民、原住民、環境團體共同標記衝突與抵抗。他們留下一個關鍵辯論：一張要公開流通的地圖，該不該把「抵抗與成果」也畫上去？在第二場會議中，數十位社群代表以舉手表決，決定要讓抵抗被看見。他們的口號是「地圖不是領土」——地圖無法承載領土的主體性、想像與變動，所以它必須是更大過程的一部分，而不是終點。
• Environmental Justice Atlas（ejatlas.org）。由 Leah Temper 等學者建置的全球環境衝突地圖，記錄超過兩千個案例，每一個點都是一場在地的動員或抗爭，由參與其中的組織或行動學者填寫。它讓「環境正義」從個案研究躍升為可以觀察全球模式的運動，也被大量教師用作教材。
• GeoComunes（墨西哥）：捍衛公共財的協作製圖。三階段方法：資料蒐集、工作坊與踏查、將工作坊中建構的知識系統化並發布於線上地理入口，讓任何人都能檢視資本與人民對公共財的爭奪。
• Martina O'Brien（都柏林）：針織洪水牆。藝術家與洪災受災社區以六個月的每週聚會，共同針織出一面洪水牆，把社區的洪水記憶與國家洪水風險管理政策連結起來——這是「社會參與式藝術」作為對抗製圖的例子。

二、對抗製圖就是教育（Counter-Cartography Is Education）

對抗製圖從界定問題、蒐集資料，到製作與傳播地圖的整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套教學法——對學生與社區都是。

• 菲律賓：藝術、教學與社群之間的對抗製圖。作者指出，在菲律賓，地圖歷來是殖民、國家建構與軍事化的工具，服務國家、產業與教會的積累與控制，而底層人民的需求被忽略；他們主張製圖可以被「奪回」用於社會正義。案例包括藝術家 Cian Dayrit 以刺繡與掛毯挑戰帝國製圖的想像，以及菲律賓大學地理系學生的 Cartodiem 計畫——為前 Canlubang 糖業莊園的開發繪製多重空間敘事。作者的結論是：對抗製圖能把邊緣社群的處境與製圖工具的應用結合起來，並透過教學目標啟動團結的政治可能。

主案例一　烏拉圭：在教室裡（與教室外）製圖

Nicolás Frank 與 Fernanda García 記錄了 2013 年在烏拉圭東北部與巴西交界的農村地區進行的一場集體知識生產。參與者包括該區五所公立小學的教師、學童與鄰居，加上共和國大學（UdelaR，烏拉圭的公立主要大學）來自全國各地的師生；目標是重建這個地區「生活方式」的歷史地理——認識過去與現在，並試著想像未來。方法上混用了社會製圖、口述歷史、文獻回顧、田野觀察、訪談與攝影，作者稱之為一次跨學科、跨文化、跨機構、跨世代的教育經驗。這些鄉村小學只有一位教師，學生五到十五人，年齡不一。

作者對「為什麼用地圖」的回答很清楚：小學社會科的教學目標之一是讓學生準備好在社會中生活，這就必須邀請他們思考自己所處的現實，而這個現實有空間的維度。社會現實既複雜又不斷變動，地圖——作為地理學的語言——因此成為一種豐富而多變的策略。地圖被當作「溝通裝置」，讓不同來源、年齡與經驗的人得以互動。

教學序列：第 34 小學的五個步驟

1. 從「地方」出發，各自畫圖。先以「地方（place）」作為分析範疇，強調它的主觀面向——個人經驗與歸屬感。每個學生在教師不介入的情況下，各自畫出自己居住區域的地圖。有多少學生就有多少張圖，每一張都是一個人心智建構的具體化，也是後續分析作者個人觀點的入口。混齡班級裡，還能觀察到不同年齡的孩子在地圖建構上的差異。
2. 帶著地圖走一趟。根據第一步的觀察規劃一次區域踏查。每個孩子帶著自己的地圖，比對原先畫的與親眼看到的，有些人決定修改自己的圖，再與同學分享。
3. 合成一張「群體地圖」。把每個人的感知都納入同一張圖。雖然是「無比例尺」的建構，孩子們仍加入了色碼、圖例等製圖元素——這些是他們分析學校日常會接觸的地形圖、主題圖、烏拉圭行政區圖與世界地圖集之後自己辨識出來的。
4. 引入衛星影像。用電腦與開放平台 Google Earth 看同一個區域。原先地圖上沒有的元素出現了：森林與人工林被辨識出來，地點之間的距離不如想像，水壩的水面看起來也不一樣——衛星視角改變了他們感知自己地方的方式。印出衛星影像後與群體地圖並置比對異同，孩子們在影像上手寫標註對自己重要的地方：玩耍的地點、與家人共度的地方、每天走的小路與道路。
5. 全校分享，從描述走向解釋。全校各班以類似方法完成後，安排一個各組交流作品的空間。地圖成為反思的空間基礎；從空間的描述走向解釋、從已知事實走向「思考現實」，產生可遷移到其他情境與問題的新知識，也讓多重因果的社會現象、行動與行動者的意圖成為可以討論的東西。

跨世代對話：農藥、集水區與孩子玩水的小溪

第一場活動是區域公立學校網絡 Agrupamiento Escolar Renacer 的聯合會議，主題是農藥與人體健康——這是學校群、共和國大學推廣部與當地鄰里共同進行的計畫。各校先展示自己的地圖，接著拿到各自區域的地形底圖，把當地的各種活動定位並討論；配合會議主題，製圖時特別關注生產活動的位置與集水區的關係。這些地圖成為會議與後續活動的重要素材。

第二場活動發生在 Cerro Largo 省 Puntas del Chuy 的第 34 小學。一群來自共和國大學體育學院的學生——多數來自四百公里外的首都蒙特維多——與大學推廣部一起研究農村體育教育的挑戰與可能。小學生向這群大學生展示自己做的地圖；大學生則引導孩子思考身體教育在鄉村與城市的差異、遊戲、體能活動與環境的關係。他們一起分析孩子每天怎麼運動、在哪裡運動，再一起走一趟，把其他活動中已建立的空間關係畫出來、討論起來。一個例子是：孩子平常玩耍與釣魚的小溪，其集水區正在發展新的集約農業，大量使用可能危害健康的農藥與除草劑。作者很謹慎地說：把這些空間關係畫出來，並不足以建立健康或環境問題的因果關係，但它豐富了「集體提出新問題」的過程。

作者的結論

地圖與共同製圖的過程是強大的溝通工具。顏色、形狀、質地、文字與數字的組合，同時提供了多種理解與貢獻的方式——這對混齡的學生、或來自不同社會脈絡的成人特別重要：他們的讀寫能力未必完全發展，但對自己的領域有很多話要說。如此，學術與非學術、在地與外來、成人與兒童、長者與年輕人的多元知識，都能成為空間分析的一部分。紙本或其他形式的地圖也讓成果可以在不同時間、地點被重新閱讀與分析。地圖幫助建立一種「共同語言」，既是溝通所需，也是跨越文化、領域與世代邊界所需。

• 德國：「城市權」找找看地圖。Marc Amann 與 Markus Wende 把住宅抗爭、工廠占領、反種族主義營地、社區支持農業等抗爭場景畫成一張擁擠的漫畫式地圖，一點宣傳、一點卡通，邀請觀者慢慢找、慢慢笑、慢慢提問。地圖不一定要嚴肅才有力量。

三、建立政治壓力（Counter-Cartographies Build Political Pressure）

地圖可以是證據、是稽核、是談判桌上的籌碼，也可以是「不忘記」的紀錄。

• 巴西 Acre 州的原住民製圖。Comissão Pró-Índio do Acre 自 1990 年代起辦理民族製圖（ethnomapping）工作坊，由原住民自行繪製心智地圖與地理參照地圖。作者特別指出這件事的分量：地圖歷來是被用來對付他們的工具，如今卻成為他們規劃與管理土地的工具，並進入國家的原住民土地領域與環境管理政策。
• Hyderabad Urban Lab（印度）：大城市的公民製圖。以批判製圖為核心方法，把公廁、公車路線等城市基礎資料建成開放地圖，並發起公眾稽核；地圖揭露了政策設計的荒謬結果（例如公廁外牆免費廣告的誘因扭曲）。社區很快理解地圖的用處，也在擁有地圖的過程中取得對話的位置。
• HarassMap（埃及）：性騷擾群眾回報地圖。以網路與行動科技克服通報障礙，讓經歷或目擊者匿名回報，資料開放給所有人使用，成為打破沉默與推動政策的證據。
• 布宜諾斯艾利斯 Geoide en Revolución：學生的地圖。由地理系學生與校友組成的政治團體，在課程中學不到社會製圖，於是自組讀書會、參加聚會、到成人夜校與貧民窟辦工作坊，最後為學生自己的大樓畫了一張學生的地圖。

主案例二　厄瓜多：邁向批判地圖集與「不忘記的製圖」

厄瓜多批判地理集體（Colectivo de Geografía Crítica del Ecuador）成立於 2012 年，由關心國內領域緊張升高的地理學者、社會科學家與行動者組成。背景很弔詭：厄瓜多 2008 年憲法承認多民族國家與自然的權利，在原住民族與社群權利上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憲法之一，但政府在這個「後新自由主義」時期兌現承諾的說法並未實現，反而相反——對原住民、非裔厄瓜多人與農民領域的集體權利侵害與入侵急遽增加。與先前的新自由主義時期不同，這一次國家本身成了主角，並以「國家利益」之名，合理化其領域網格的任意與暴力擴張，同時與資本利益結盟。

集體的立場是與拉丁美洲批判地理學持續對話，打破「國家是唯一的領域規範者」這種霸權觀點，承認其他社會行動者對自己的生活與再生產空間也是正當的規範主體。他們指出，所謂「合法化的領域規範」總是伴隨著它的反面：對那些基於不同邏輯、不同人與自然關係而組織起來的領域的「去規範化」。在這個過程裡，地理學被理解為純「技術性」、據稱中立的知識，實際上卻緊緊綁在一套捍衛資本利益的領域規範上。集體因此成為一個結合養成、研究與揭發的空間。

他們做了什麼

集體的工作以集體性與對話性為特徵，把製圖工具與理論、政治反思結合。四年間的活動包括：集體閱讀與討論批判地理學的經典與當代文本；社區製圖工具的培訓；研究國家領域規範相關公共政策與法律的背景與影響；透過宣言與記者會公開揭發與資本利益相關的開發案，以拆解並問題化官方論述；邀請國內外來賓對談以傳播其他抵抗經驗與自身研究；模擬採掘計畫對被入侵領域的影響的製圖；以及為厄瓜多「抗議被犯罪化」的政治分析提供製圖支持。

這些累積形成了「國家批判地圖集」計畫：以調查、系統化、分析與製圖再現地方與全國尺度的各種變數，理解厄瓜多圍繞公共財的領域緊張的複雜動態，包括企業與國家的行動，以及國家為合理化入侵原住民領域所發展的論述；同時聚焦社群與領域的關係。做法是以 25 個領域衝突案例為基礎（選案標準包括全國相關性、代表性、對社群的威脅程度、不可見的程度，以及集體與在地抵抗過程已建立的連結），對資本策略的具體物質化做出系統性、批判性的閱讀，再放進更大的地緣政治脈絡。地圖集的目的之一，是把國家領域網格擴張所產生的潛在衝突視覺化，明確揭發那些通常被「地方發展」與「國家利益」的政府論述所隱藏或神秘化的面向。

兩張地圖

• Yasuní 國家公園的疊圖。亞馬遜地區 Yasuní 國家公園的石油開採，是所有案例中最具象徵性的：以「國家發展」的神話與「亞馬遜人口真空」的神話之名，侵害憲法承認的領域權利。地圖〈Waorani 領域與 Yasuní 國家公園內孤立原住民族事件紀錄〉把四層邊界疊在一起——自願隔離的 Tagaeri–Taromenane 不可侵犯區（ZITT）、新近接觸的 Waorani 族領域、國家的行政區劃、國家公園的保護區範圍——讓區域內活生生的領域衝突一目了然。這不只是潛在衝突，而是已經爆發的衝突：原住民族之間的殺戮事件，顯示了領域壓力與環境、社會失衡最殘酷的一面，而這些失衡來自採掘活動及其基礎設施的擴張與殖民。
• 不忘記的製圖：2015 年 8 月全國罷工的拘留與軍事化地圖。由原住民運動與城鄉勞工組織的全國罷工，遭到厄瓜多國家以強制侵入、拘留、攻擊及其他人權侵害嚴厲鎮壓。集體把這場鎮壓的部署畫成地圖，作為「不忘記的製圖（Cartography to Not Forget）」系列的一部分。他們的分析進一步指出：直接暴力並不是國家主要的壓制策略，多數案例是透過行政行動與隱蔽行動來促成投資與企業的領域化——但近年來對抗議的犯罪化仍然野蠻地增長。

地圖集是手段，不是目的

集體目前處於反思階段，整理第一階段產生的原始與次級資料，並處理幾個特定的挑戰：如何把女性主義觀點橫向納入分析；如何確保產出的材料真的強化社群的社會織理與鬥爭，而不是反過來暴露他們；以及如何更精確地刻畫「後新自由主義國家」。作者的結語是：地圖集與其說是目標，不如說是集體重新思考並強化自身行動的手段，也是他們得以與抵抗鬥爭對話並提供支持的關鍵。

四、作為行動的工具（Counter-Cartographies as a Tool for Action）

地圖不只是描述，它可以直接介入正在發生的事。

• Anti-Eviction Mapping Project（舊金山灣區）。Erin McElroy 等人記錄房地產投機與強制迫遷，明確承認地圖的再現權力，並把迫遷資料與口述歷史、舞蹈敘事、實體展場上的公眾標註結合——展覽結束前把牆上的地圖數位化，變成報告的一部分。
• 亞馬遜新社會製圖（PNCSA，巴西）。由 Alfredo Wagner 等學者與傳統社群協作，讓各種以族群認同自我界定的社群（原住民、逃奴後裔、採集者等）自己標記領域與動員的力量，並以地圖與小冊廣泛傳播。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地圖與小冊發揮了「壓力裝置」的作用，暴露官方決定的薄弱之處。
• Bourj Al Shamali 氣球空拍（黎巴嫩）。一個巴勒斯坦難民營幾乎沒有可用的地圖；居民與協作者採用 Public Lab 的氣球空拍工具，在營區委員會監督下自己拍出營區的鳥瞰影像，並讓當地攝影師與居民一起解決技術問題。在沒有地圖的地方，自己做地圖。
• Alarm Phone／WatchTheMed（地中海）。以熱線與線上地圖即時回報海上難民船的 GPS 位置，查詢附近的民間或商業船隻，向海巡施壓，讓穿越地中海的人得以參與攸關自身生死的決策。

肆、把概念帶回高雄：本課程與轉型正義計畫

一、空間霸權與空間修復

本計畫將轉型正義視為一場跨世代協作的「空間」與「知識生產」解放運動。傳統的地圖與都市規劃往往是威權體制行使權力、鞏固統治的工具：統治者透過命名、劃界，乃至刻意抹除，形塑了空間霸權，讓許多在地記憶在官方地圖上「被消失」。本課程引導你們以對抗性地圖與批判製圖學的技術，重新標記那些被遺漏或邊緣化的受壓迫軌跡——這不只是展現空間思維的解放力量，更是透過具體的空間標定，讓歷史傷痕重新顯影，實踐對地方記憶的「空間修復」。

計畫關注的高雄場域有三類：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關的威權地景、紅毛港迫遷的創傷空間、後勁反五輕運動所突顯的環境犧牲區。今天只點到為止，第 5 週的專題講座與第 6 週的空間脈絡分析會深入。

二、你們這學期要做什麼

本課程承擔 USR 計畫的青年增能與模組化教案研發，採「理論—預踏查—教案研發—模擬試教」四段式進行：

學期末的產出是經過測試的教案模組、踏查手冊與故事地圖示範節點。你們的角色是「空間記憶引導員」：不是替社區說話，而是陪伴學習者與社區一起，把記憶放回地圖上。

三、一個先說在前面的提醒：倫理

本計畫處理的是創傷記憶。第 7 週的田野倫理與創傷知情前置教育，是任何人進入場域的必要條件；計畫也承諾在取得研究倫理審查核准或免審證明後，才啟動涉及個人資料採集與訪談的實地行動。今天先記住三個原則：不傷害、知情同意、隨時可以退出或要求隱匿。社區夥伴是「共同製圖者」，不是受訪對象。

四、評量方式

參考文獻

• Halder, S., & Michel, B. (2018). Editorial—This is not an atlas. In kollektiv orangotango+ (Ed.), This is not an atlas: A global collection of counter-cartographies (pp. 12–25).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https://notanatlas.org
• Harley, J. B. (1989). Deconstructing the map. Cartographica, 26(2), 1–20.
• kollektiv orangotango+ (Ed.). (2018). This is not an atlas: A global collection of counter-cartographies.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本課選讀：Counter-Cartographies Tie Networks；Counter-Cartography Is Education；Counter-Cartographies Build Political Pressure；Counter-Cartographies as a Tool for Action）
• Peluso, N. L. (1995). Whose woods are these? Counter-mapping forest territories in Kalimantan, Indonesia. Antipode, 27(4), 383–406.
• Rundstrom, R. A. (1995). GI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pistemological diversity.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22(1), 45–57.
• Wood, D. (1992).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公民地理資訊》第一章〈公民地理資訊〉、第三章〈對抗性地圖：我們從未製圖過——坎坷的對抗性製圖〉。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2026）。《數位製圖與空間對話：以公民地理資訊驅動之高雄青年跨域協作轉型正義先導計畫》修正計畫書。